事故现场的“第一见证人”：责任划分的法律基石
当车轮下的意外发生，无论是轻微的剐蹭还是严重碰撞，车险理赔的第一步往往始于一个关键角色——警察，在交通事故处理中，交警出具的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》堪称最具法律效力的“事故说明书”，这份文书不仅详细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天气、路况等客观信息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证人询问、行车记录仪分析等方式，对事故双方的责任比例进行划分（如全责、主责、同等责任、次责、无责）。
保险理赔的核心原则之一是“按责赔付”，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没有交警的责任认定，保险公司将缺乏厘定责任的法定依据，极易陷入“各执一词”的理赔纠纷，在一起无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碰撞事故中，若双方当事人对“谁让行”各执一词，没有交警通过刹车痕迹、行车轨迹等证据还原事实，保险公司很难判断责任归属，理赔流程便无从谈起。
证据链的“固定者”：杜绝骗保与道德风险
车险领域存在“骗保”与“道德风险”的隐患，而警察的现场介入，是构建完整证据链、防范欺诈行为的重要防线，一些车主为获取不当利益，可能伪造事故现场、谎称事故原因，或“碰瓷”制造虚假事故，警察的专业勘查能力显得尤为关键：他们会通过拍摄现场照片、绘制事故现场图、提取车辆痕迹（如碰撞部位、碎片分布）、调取监控录像等方式，固定客观证据，形成无法篡改的“证据闭环”。
曾有案例显示，车主为骗取保险金，故意将车辆撞击路边树木后谎称“被其他车辆剐逃逸”，交警通过现场树木上的新鲜碰撞痕迹、车辆受损位置与树木高度的对应关系，并结合周边监控无异常车辆记录，迅速识破谎言，避免了保险金的被骗取，可以说，警察的现场认定，既是保护保险公司合法权益的“防火墙”，也是维护诚信理赔环境的“净化器”。
复杂事故的“协调者”：化解纠纷的“缓冲带”
交通事故往往伴随着情绪冲突与利益矛盾，尤其在涉及人伤、多车连环碰撞或责任认定复杂的情况下，当事人的情绪激动可能让现场沟通陷入僵局，警察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执法者，既能维持现场秩序，又能引导当事人理性沟通，协助保险公司快速获取事故信息。
对于涉及人员伤亡的事故，警察还会第一时间联系救护车，并协助处理伤者救治事宜，确保“人”的权益优先，他们会对事故车辆进行暂扣或引导至安全区域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，为后续理赔勘查保留完整现场，这种“现场处置+协调沟通”的双重角色，有效降低了事故双方的对抗情绪，为保险公司顺利开展理赔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特殊场景的“强制介入”：不可替代的法定程序
并非所有事故都需要报警，但根据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，以下情形必须由警察处理：造成人员死亡、受伤的；发生财产损失事故，当事人对事实或者成因有争议的；机动车无号牌、无检验合格标志、无保险标志的；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；驾驶人有饮酒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；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等。
在这些特殊场景中，警察的现场认定不仅是“需要”，更是“必须”，若驾驶人酒驾后发生事故，保险公司可依法拒赔商业险部分，而交警的酒精检测报告与责任认定书，是保险公司拒赔的核心法律依据；若事故涉及无证驾驶、车辆无牌等违法情形，警察的事故认定更是保险理赔中“免责条款”生效的关键凭证，没有警察的介入，这些违法行为的认定将缺乏权威性，保险公司的拒赔权益也难以保障。
从“便捷理赔”到“法治保障”，警察不可或缺
车险理赔的本质，是通过风险分担机制让车主在意外发生时获得经济支持，而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，离不开警察对事故现场的权威认定，从责任划分的法律依据，到证据链的固定，再到纠纷的协调与特殊场景的法定介入，警察的角色贯穿车险理赔的全流程，是确保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理赔的“基石”。
“车险需要警察”不仅是一句现实总结，更是对法治社会下风险处理逻辑的深刻呼应——唯有借助公权力的专业与中立，才能让保险真正成为守护出行安全的“安心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