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,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，车险市场已成为保险行业的重要支柱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领域背后，“车险偷税”的暗流正悄然涌动，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，更侵蚀着社会公平与公众信任，从保险公司内部操作到中介机构灰色交易，从个人虚假理赔到企业虚开发票，车险偷税手段层出不穷，其危害远超“避税”的简单范畴，已成为一颗必须切除的行业毒瘤。
车险偷税的“花式”手段：披着“合理筹划”外衣的违法行为
车险偷税并非单一行为,而是涉及投保、承保、理赔、发票等多个环节的系统性违法操作，其主要手段包括：
一是“阴阳保单”虚构业务。 部分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为完成业绩指标、套取手续费，通过“虚挂应收保费”“业务不进系统”等方式，制作“阴阳保单”——即向客户出具真实保单，却在财务系统中虚构业务，将保费收入转为“小金库”，借此逃避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，更有甚者，直接向客户出具虚假保单，骗取保费后既不履行保险责任，也不申报纳税，形成“空壳业务”。
二是“返佣”促销暗藏猫腻。 为争夺客户，一些车险销售渠道（如4S店、代理点）以“高额返佣”为诱饵，将部分保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返还给投保人，这种“返佣”行为不仅违反了保险监管规定，更导致保险公司实际收入减少，而返佣资金往往通过虚列费用、虚开发票等方式“洗白”，最终偷逃税款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部分车险业务的“返佣”比例可达保费的10%-20%，这笔“灰色支出”最终都通过税务漏洞转嫁为国家税收流失。
三是“虚假理赔”套取资金。 个别投保人与修理厂、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勾结，通过故意制造事故、夸大损失、虚增维修费用等方式虚假理赔，理赔款到账后，双方按比例分成，而保险公司则将虚假理赔支出列为“赔款支出”，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，既骗取了保险金，又偷逃了税款，这种行为不仅推高了车险费率，更让诚信投保人为“骗保者”买单。
四是“虚开发票”链条化运作。 围绕车险业务，已形成一条从保险公司到中介机构再到企业的虚开发票产业链，一些企业为虚列成本，让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开具“咨询费”“服务费”等名目的发票，冲抵企业利润；而保险公司为配合“走账”，则通过关联公司或空壳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，抵扣进项税额，实现“双向偷税”。
车险偷税的“三重危害”：从市场失灵到社会信任危机
车险偷税的危害绝非“钱的问题”，而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：
其一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。 诚信经营的企业依法纳税，成本高企；而偷税者通过“降低成本”低价竞争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性循环，长期以往，合规经营的车险公司和中介机构生存空间被挤压，市场秩序陷入混乱，最终损害的是行业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。
其二，推高社会运行成本。 车险偷税导致税收流失，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，为弥补缺口，政府可能通过提高其他税种或公共服务价格来平衡，最终成本仍由全体社会承担，虚假理赔、返佣等行为推高了车险综合成本率，导致保费上涨，诚信投保人为此支付更高代价，形成“骗保者获利、诚信者买单”的不公局面。
其三，侵蚀社会信任基石。 保险的本质是“风险共担、信任互助”，而车险偷税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，当投保人发现“返佣”背后是税务漏洞，当修理厂利用虚假理赔骗保，当保险公司内部监守自盗，公众对保险行业的信任将荡然无存，这种信任危机不仅会蔓延至整个金融领域，更会动摇社会契约的根基。
治理车险偷税：需“制度+技术+监管”三管齐下
打击车险偷税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多方合力、多管齐下：
一是完善制度，压缩违法空间。 应加快修订《保险法》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明确车险业务各环节的税务处理规则，例如要求保费收入全额通过税务系统申报，推广“电子保单”与“发票信息自动关联”，杜绝“阴阳保单”生存土壤，加大对“返佣”“虚假理赔”等行为的处罚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，让偷税者“不敢为”。
二是强化科技赋能，提升监管效能。 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车险税收风险监控平台，整合税务、保险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数据，对保费收入、理赔支出、发票开具等环节进行实时分析，通过比对车辆出险记录与维修发票金额，识别虚假理赔；通过监控企业资金流水，发现“返佣”资金流向，科技手段能让偷税行为“无处遁形”。
三是压实主体责任，加强行业自律。 保险公司应严格落实“承保理赔实名制”，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控，杜绝“包而不控”；行业协会应建立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对参与偷税的机构和个人实施行业联合惩戒；税务部门应与监管机构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，开展联合检查，形成“税务+监管”的执法合力。
车险市场的健康发展,离不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坚实的法治保障，唯有斩断车险偷税的利益链条，让守法者得利、违法者受罚，才能还行业一片清朗，让保险真正回归“保障”初心，守护每一位车主的出行安全与社会信任，这不仅是对行业的救赎，更是对公平正义的捍卫。